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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節期間，拙文《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》在過年這個敏感的時間點，通過微信獲得了廣泛傳播，并引發了一場鄉村和城市命運的大討論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這篇文章的出現并非偶然，鄉村沉重的現實所勾連的無數生存場景，連帶各種社會問題，早已沉淀在很多人心中，農村發展的前景，更讓我們關注和揪心。促成我捉筆的動力，除了情感的觸動，更直接的因由是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擔心。
我離開農村外出求學已經二十余年，和我同齡的孩子，童年時期幾乎很少離開父母身邊，就算放在祖輩那兒寄養，也總是很容易見到父母。但比我年齡小十歲左右的親人，大多都有留守兒童的經歷，如今他們都已長大成人。關于留守兒童的話題，或許多數人還停留在童年的成長階段，糾纏于是否應該在城市為他們提供方便的求學機會。然而，中國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成長起來，已經為人父母，并且將延續父母的命運，制造第二代留守兒童，換言之，留守兒童的成長，并沒有在各類并未達成共識的爭論中停止，他們作為鮮活的個體，必然在現實處境中長大成人。當意識到這種“命定的輪回”很難通過個體的努力改變時，那種家庭遭遇和時代之間無法割舍的關聯，讓我迫不及待地想通過個體命運的梳理，來廓清這一沉默而刺眼群體的來路和去向。
因為，我無法回避，一個時代最核心的命題是青年問題和未來走向，農村孩構成中國青年問題的重要維度。從這個層面而言，留守兒童的話題，根本就不是農村問題的子問題，而是直指中國未來的走向和一代青年的命運。在現代化的洪流中，他們毫無疑問是社會階層中的失勢者和弱勢者，如果無視他們所遭遇的結構性困境，那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必將與之共同承受災難性后果。
我由此想到我丈夫的命運。在最貧窮的家庭遭遇中，他憑借自己的努力，走出鄉村，擺脫了作為一個本分的農村人命定的悲苦命運，到城里覓得一席之地，過上安穩的生活，也獲得了“鳳凰男”的身份。盡管在今天的語境中，“鳳凰男”的概念帶著成功學意義上的淺薄氣息，能輕易實現對一個群體的定義——他們是整個家庭中最為光鮮的個體，任由城市的眼光打量、獵奇和挑剔，承載著鄉村精英群體背后的多方較量，并最終落實到婚戀這個最世俗的層面，在各類細針密縫的情節推進中，在剝奪掉“鳳凰男”的自尊后，一次次將城鄉階層分化的現實裸露得一絲不掛。近期被話語狂歡消費的“上海姑娘年夜飯”事件，無論真假，不過都是這一群體現實邏輯推演下的必然結局。我由此想到路遙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想到田曉霞和孫少平之間的愛情。僅僅30年的時光，同樣是“孔雀女”和“鳳凰男”的標配，為何今天的孫少平已經越來越體面，僅僅因為一頓年夜飯，一段毫不傳奇的愛情在當下的傳媒語境中，竟悄然變成一種奢望，再也聞不到一絲一毫與愛情本身相關的氣息？那些真正刺痛農村人神經，真正讓上海姑娘聽從內心召喚拂袖而去的真相，果真是那頓城鄉日常圖景中極為平常的晚餐？
在我的經驗世界中，真正令我擔心的是，我的丈夫尚且能獲得“鳳凰男”的命運轉機，而更多的如他一般出身的農村孩子，在現有的語境下，經過“留守兒童”的歷練，已經很難有機會通過教育改變命運，至少我的侄子、侄女就沒有這種突圍的可能。今天，很多的人帶著旁觀者的心態，在各類理論的壯膽下，譏笑和嘲諷“鳳凰男”的種種尷尬和不堪，明天，我擔心故事的主角之一——“鳳凰男”，變成一個讓人陌生的詞匯，因為留守兒童變為“鳳凰男”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小。
眾所周知，高考幾乎是鄉村青年“突圍”的唯一渠道。在鄉村，教育資源所能保證的現實目標也僅僅是考上大學。但我們都知道，考上大學只是故事的開端，考上什么樣的大學，考上大學以后怎么辦？這才是真正尖銳的部分。在我任教的大學中，接觸的學生大部分是農村孩子，這些孩子大部分都有留守兒童的經歷，可以說，在中國6000萬留守兒童的大軍中，他們算是突圍效果最好的一群。但突圍以后的結局，并非光鮮無比，我的學生很多直接淪為“蟻族”中的一員。
青年問題，在近十年的社會轉型中，已經變成越來越難以回避，也越來越重要的問題。說到底，農村的問題之所以重要和令人揪心，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根本就承受不起城鄉撕裂的代價，也承受不起農村青年上升通道堵塞的后果。但愿更多的人將注意力對準“鳳凰男”后，能夠留意到，農村孩子變為這一身份的可能已經越來越小。我們現在所要做的，不論是既得利益群體，還是國家政策，甚至是個體的知識分子，都應該立足現實，從件件具體而微的小事做起，以實際行動彌合社會的裂縫，為更多處于困境中的孩子提供成長的通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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